AI股票配资适合短线吗 1940年上海，大汉奸傅筱庵在卧室被菜刀砍死，刺杀者的身份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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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11日，清晨。

上海虹口的施高塔路底，忽然开始有大批军警出入。

这条路就在日本的海军陆战队驻地附近，平日里戒备森严，有日伪警察巡逻，所以人流量并不算太大。

但这天清晨的动静之大，还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因为这条只有短短700多米的马路上，有一座“傅公馆”。

里面住的，是所谓的“南京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也就是汪伪政权的“上海市长”，傅筱庵。

而这天清晨的动静，还真的和他有关。

据消息灵通人士在第一时间传出的话是：

傅筱庵，晚上在自己的卧室里，被人砍死了。

2

傅筱庵，名宗耀，字筱庵，1872年出生在浙江镇海的一个普通人家。

15岁那年，傅筱庵和他身边的很多人一样，离开家乡，到上海去谋生计。

他一开始进的是一家英国人开的船厂做工。他这个人有一个长处：肯学东西。

白天，他在船厂里干活，晚上其他工友喝酒打牌的时候，他去外面夜校补习英语——没过几年，他就能和厂里的洋人管理人员对话了。

经过一段时间，聪明伶俐又会英语的他就升成了车间“拿摩温”（领班），并且还负责车间工人的工资发放。

有些人掌了一点权，是为他人谋福利，而有些人，是为自己。

傅筱庵靠压低工人工资、虚报冒领等多种手法，攒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在上海的浦东买了些房产出租。但这点小钱并不能满足傅筱庵，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权力的人——他深知一点：

手里的权力不在大小，关键在于要把它最大化。

当时船厂里很多工人租住的房子，属于上海的富商、“宁波帮”大佬严信厚。工人们经常会拖欠房租，而严信厚每次要派人收租，很麻烦。于是傅筱庵毛遂自荐：

每次他手里的工人发工资时，他就先把房租扣了，然后统一送到严家。

凭借这件事儿，他让严家刮目相看，也认识了严信厚的儿子严子均，随后进入了“宁波帮”的上层交际圈，并且认了严信厚的小妾杨氏做了干娘。

而严家也只是傅筱庵的一块“跳板”。借着服侍干娘杨氏打麻将的机会，傅筱庵认识了杨氏的牌友，一位姓庄的夫人，而庄夫人的老公姓盛——就是当时一手遮天，“立升”比严信厚还要大得多的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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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

借着庄夫人的这条线，傅筱庵结识了时人称为“中国首富”的盛宣怀，并且通过殷勤表现，成功认了盛宣怀做干爹——也不知道和他干娘杨氏的辈分是怎么论的。

作为“干儿子”，傅筱庵确实是尽孝的。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之后引爆武昌起义，清廷上下惊慌失措，“第一刀”先砍向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认为祸从他起。

当时在上海，各界人士认为盛宣怀畏罪潜逃，纷纷提出要把盛家财产充公处理，而傅筱庵当众下跪给大家磕头，请求保全盛家财产。

也正是因此，盛宣怀彻底信任了自己的这个“干儿子”，决定把上海的产业基本都交由他来暂时打理。

1912年风声过后，盛宣怀返回国内，但并没有收回傅筱庵的权力，反而正式任命他担任盛家资产的经理人，并且在1916年去世前，也把傅筱庵请进了遗产清理委员会，协助处置他自己的遗产。

由于盛宣怀的几个儿子花钱都大手大脚，尤其是得到主要遗产的老四盛恩颐，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所以盛宣怀死后的盛家产业经营，实际上是由傅筱庵在操盘的。

而傅筱庵知道盛家的几个儿子急于拿资产变现换现金挥霍，所以利用代理身份和信息差，伺机低价收购盛家的不少地产股权，从中获得了暴利。

到了1926年的时候，傅筱庵已经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实职上把持中国通商银行，自营祥大源五金号，身兼招商局董事与两家洋行买办，手里还有大批地产出租。

昔日跑到来当学徒的“小瘪三”，俨然已经成了上海滩商界的顶流大佬。

这一年，傅筱庵54岁，算得上财富自由，名利双收。

但他觉得还不够。

他要“商而优则仕”。

志得意满的傅筱庵

3

傅筱庵最初抱的大腿，是号称“五省联军司令”的孙传芳。

事实上，傅筱庵当初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背后就有孙传芳的助力，所以他也认定了这条“大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到了1927年年初，兵锋直指上海。

在北伐军进攻上海前，傅筱庵认定年轻的北伐军断然不是孙传芳的对手，所以把宝全压到了孙传芳身上，不仅调用自己控制的招商局九艘商轮为孙传芳运送部队和军用品，还拿出不菲的资金作为军饷。

结果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在北伐军面前一触即溃，上海的华界更是直接被中共领导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由工人接管。

孙传芳

在商场上善于寻找风口的傅筱庵，在政治圈也颇善“转舵”——他在北伐军进入上海后，立刻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通电，宣布“竭诚拥护”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

不仅如此，在蒋介石随后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傅筱庵也是高唱赞歌，表示“阖市市民欢声雷动，谨抒悃忱，竭诚拥护”，尽全力输诚。

但即便如此，在上海站稳脚跟后的蒋介石也没打算放过傅筱庵：

以支持孙传芳为由，宣布要没收傅筱庵财产，并且予以通缉。

傅筱庵听到风声后，立刻向日本驻沪领事馆求助。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他被护送逃亡大连，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开始在大连做寓公，一做就是三年。

事实上，傅筱庵之前和日本人的接触并不算太多，但在这三年里，因为住在日本管控的地区，傅筱庵积极参与日本人主办的各种活动，也积极和日本各界人士往来，很快就被日本人打上了一系列的标签：

精明，圆滑，在上海有人脉，有一定社会地位，与蒋介石有怨。

1931年的秋天，由于拜托虞洽卿和杜月笙等人的周旋，傅筱庵终于表面上获得了蒋介石的“谅解”，得以从大连回到了上海，虽然丢掉了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头衔，但好歹保留了通商银行董事长的位置。

之后几年，傅筱庵失去了当年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气势，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尤其是1935年的“白银风潮”，他最倚重的通商银行董事长的位置也被背后有蒋介石撑腰的杜月笙给顶了，一时之间，他自认失意到了顶点。

而另一方面，他对蒋介石的怨恨也到了顶点。

于是，时间来到了1937年。

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战事又起。一场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之后，中国军队撤出上海，日本军队进驻。

国民政府在撤出前，争取了不少社会名流一起离开上海，但并没有接触傅筱庵。

而傅筱庵也没打算离开上海。

他知道自己已经是蒋介石眼中的“弃子”，但又相信，他有自己的利用价值。

果然，没多久，日本人找上来了。

4

自从攻占上海以后，日本人一直想找个傀儡市长。

一开始，他们找的是一个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原国民党人苏锡文，但一来苏锡文是福建人，以前活动范围多在广东福建一带，二来他们把市政府设在了浦东东昌路——在“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上海人眼里，这个“上海市政府”实在是没什么影响力。

选来选去，日本人选中了傅筱庵。

这一年，傅筱庵已经65岁了，但似乎依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在经人撮合接洽日本人后，傅筱庵提出了一些并不算太刁难的条件：把市政府从浦东迁到江湾；南市区交给伪政府自己管理；给自己保留一定的用人权等等。

日本人基本都答应了。

傅筱庵于是迫不及待地宣布“光荣复出”：担任上海特别市的市长。

江湾“大上海计划”上海市政府大厦（旧上海市政府大楼），现为上海体育大学行政楼

傅筱庵还是很珍惜这个“市长”职位的，这从他上任后积极的“施政”就可以看出来：

傅筱庵亲自出马拜访各国领事（当时日军虽然占领上海，但管不到英法等西方租界），要求租界上不得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改挂伪维新政府的五色旗；

他不遗余力地镇压上海各界抗日爱国人士，向租界当局开出黑名单，要租界工部局照单捕人。如果工部局奉行不力，他们就直接派宪兵到租界上来捉人；

他利用自己过去在上海金融、商界的人脉，四处拉拢旧绅商、北洋旧人物出来任职，并主持改了一批路名，使用 “日、协、同、亚” 这类字眼的新路名，推行亲日的地名改造；

1939年5月，已经叛国的汪精卫一行到上海，傅筱庵以上海伪市长的身份迎接招待，并在之后投靠了汪伪政权，依旧出任“上海市长”。

在这期间，重庆蒋介石方面，对傅筱庵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开始，重庆方面对傅筱庵还是存在一些幻想的。

1939年8、9月间，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指派两名少将级特务戴星炳与吴赓恕到上海，筹划暗杀汪精卫。两人通过中间人找到傅筱庵，希望傅筱庵能弃暗投明，参与到刺杀汪精卫的行动中。

傅筱庵毫不犹豫，转手就报告了汪精卫。

结果汪伪特务机构76号不久后就逮捕了两名少将级特务，最终将两人枪杀。

这件事彻底激怒了重庆方面：这样的人不杀，留着过年吗？

暗杀的任务，落到了国民党军统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澍的头上，而这位“军统第一杀手”很快发现：

傅筱庵作为堂堂“上海市长”，哪有那么好杀？

5

傅筱庵敢坐上所谓“市长”这个位置，当然知道有多少人要他的命。

所以他也特别谨慎。

上任后，他就把自己的府邸从法租界霞飞路搬到了虹口日占区的施高塔路，紧邻日本海军陆战队。每天他从府邸去市政府大楼时，乘坐的是装甲轿车，前后有护卫车四辆。到了办公楼，四周又有大量警卫队保护。回到家，府邸内外都有警卫日夜巡逻。

在这样的防范下，军统特务在外围对傅筱庵实施过几次狙击暗杀，都没有成功。有一次，一个刺客还反被傅筱庵的保镖射杀，据说刺客在临死前还高喊：“打死傅筱庵！”

几次行刺未得手，眼看傅筱庵的安保能力进一步加强，陈恭澍决定，看看有没有“内应”可以下手。

选来选去，军统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叫朱升源的人身上。

按照陈恭澍后来的报告，朱升源早在1927年傅筱庵在大连时期，就进入他家担任仆人了，负责管炉灶、拖地板、花园清洁。

朱升源是山东人，军统就找了个姓杜的山东人，作为他的同乡接近他，两人经常在傅筱庵家附近的一家小酒馆接触。按照后来一些通俗文学的演绎，那座小酒馆本来就是军统为了监视傅筱庵所开设的，而每次和朱的接触，都是设计好的。

关于军统是如何劝动朱升源的，没有任何史料有详细记载，只是按照陈恭澍的回忆，除了晓之以情，另外军统还开出了5万元的赏格。

朱升源答应了。

而且朱升源很聪明——抑或是军统的建议——他决定不用枪。

一来，朱升源很可能对枪械不熟悉，二来枪响后目标太大，容易引起警卫警觉，脱身不易。

朱升源最终决定，用他最熟悉的一件东西。

6

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筱庵带醉回家。

10月10日是国民党的“双十节”，汪伪政权自视“正统”，也要大操大办，所以傅筱庵白天忙于各种事务，晚上又参加酒宴，一直应酬到凌晨才回家。

后世通俗小说有演绎说，他到家后，朱升源特地端上一碗银耳羹，傅筱庵没喝，沉沉睡去。

清晨，朱升源拎着菜篮，推着自行车，像往常一样从后门出去买菜。门卫因为和朱升源认识，所以也没有多问就放行了。在出去的路上，朱升源碰到了一位傅家的女佣，朱升源告诉她，自己已经辞职，要回老家了。

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在傅筱庵的卧室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满脸是血，血肉模糊。

是被人用菜刀砍死的。

大家这时候才想起早上离开的朱升源。

但此人已早已不知去处。

事情一出，全城轰动。由于日报已经截版，当天的晚报争相报道，各种细节和演绎活灵活现。

而最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案发之后，从各方面看都是一场“仆人杀主人”的谋杀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和政治有关，但所有的新闻报道均一致认为：

肯定是重庆的人干的，或者，是爱国人士干的。

没人任何人认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谋杀案。

有人做了推算：

傅筱庵这个“上海市长”的位置，从上任到毙命，满打满算，只坐了1 年 11 个月 26 天。

可见从他上任开始，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不会善终了。

结语：朱升源后来的去处，有几种说法。

按照陈恭澍后来的报告，朱升源在行刺成功脱身后，由军统协调安排离开了上海。陈恭澍说，他向戴笠申请7万元奖金，5万付给了朱升源，2万奖励了军统相关参与人员。

但有意思的是，朱升源本人后来辗转到了重庆，上交了一份自述，情况却和军统的说法有出入：

第一，他说自己是自愿杀傅筱庵的，与军统无关；

第二，他称杀人后并无军统接应，一路辗转，路程中还被地方民团误会，所幸在第三战区遇到了司令长官顾祝同，赠送了他三百元，终于到了重庆，还被审查，好不容易被释放。

第三，通篇没有提“五万元赏金”。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朱升源，杀了傅筱庵。

关键是，杀人工具是一把菜刀。

菜刀这个工具很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个极度谨慎，自己身边防范森严的汉奸来说——说明是自己身边人下的手。

而就在傅筱庵被杀前两个月，投靠日本人的“上海滩流氓三巨头”之一的张啸林，也被刺杀了。

与傅筱庵不同的是，杀他的工具不是菜刀，是一把枪。

但相同的是，也是自己人，也是在家里——开枪的是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

一个仆人，一个保镖，其实都是自己身边最信任的人。

但恰恰是自己最信任的人，最后杀了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原因——包括他们自己：

这要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AI股票配资适合短线吗。